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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顯鼎:跨國犯罪中境外證據的審查與認定

2019年06月20日19:42 刑事審判參考 裴顯鼎
   
 

核心提示:本文系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二級大法官裴顯鼎,出席2018年10月25日第五屆中英司法圓桌會議所作發言,載《刑事審判參考》第115集。

  跨國有組織犯罪因其特有的組織結構、犯罪方式和社會危害,被公認為犯罪的最高形態,列為世界三大災難之一,對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發展造成了嚴重威脅。隨著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跨國有組織犯罪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是犯罪主體的跨國流動日趨自由化。高速、便利的交通設施,高度發達的通訊技術,相對開放的進出境政策使得違法犯罪行徑有可能隱藏在正常的國際交往與社會流動中,犯罪分子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大肆跨國作案,并且利用各國法律制度的不同、合作的不完善來逃避法律制裁。

  二是犯罪行為的跨國分工日趨精細化。經對近期有組織販運人口犯罪進行分析,我們發現犯罪集團內部分工明確,有人負責在中國境內物色人員,實施拐賣、拐騙行為,有人專門負責組織辦理證件、偷越國境,有人則負責在境外接收、控制被拐賣人員,并實施強迫賣淫、強制勞動等行為,分工嚴密,環環相扣。

  三是犯罪手段日趨智能化。從近年來審理的跨國電信詐騙案分析,犯罪集團采取公司化模式經營,全程利用互聯網、通訊技術、移動支付中的漏洞來實施犯罪,對抗監管、逃避偵查。

  四是犯罪收益的跨國轉移日趨現代化。犯罪集團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獲取巨額利益,因而有組織犯罪必然千方百計地利用先進的國際金融手段跨國轉移資金,使得犯罪利益合法化。

  跨國有組織犯罪的上述特點給國際刑事司法合作帶來了新的挑戰。證據是刑事審判的基石,沒有證據就沒有訴訟,沒有證據就沒有公正。為了更有效的打擊犯罪,保障人權,探討一條行之有效的證據交換之路是切實而必要的。

  一、對境外證據的程序審查和認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可以用于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都是證據。”我們認為,來自境外的證據,只要能夠證明案件的真實情況且符合證據法定要求的,就應當作為證據在審理刑事案件中使用。根據提供證據主體的不同,審查方式有所不同。

  一是對司法機關通過刑事司法協助途徑獲取的境外證據的審查。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我國司法機關和外國司法機關可以相互請求刑事司法協助。”我國相關法規規定了偵查機關在調取境外證據時應當履行嚴格的程序,人民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則需要審查偵查機關是否按照法定程序請求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依照國際條約、刑事司法協助、互助協議或平等互助原則,請求證據材料所在地司法機關收集,或通過國際警務合作機制、國際刑警組織啟動合作取證程序收集的境外證據材料,經查證屬實,可以作為定案的依據。公安機關應對其來源、提取人、提取時間或者提供人、提供時間以及保管移交的過程等作出說明。”法院在審理其他案件時也遵循這樣的規則,境外證據如果符合程序規定,即取得與境內證據同等的效力。

  二是對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的境外證據的審查。我國法律規定:“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來自境外的證據材料的,該證據材料應當經所在國公證機關證明,所在國中央外交主管機關或者其授權機關認證,并經我國駐該國使、領館認證。”在審理案件時,對于此類材料,法院在程序上需要審查是否經過了相關公證、認證手續。

  二、對境外證據的實質審查和認定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經過上述程序審查后,境外證據則具備了相應的證據資格,對于該證據的證明內容是否被采納,法院需要對證據進行實質審查。通常,法院從證據的“三性”,即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進行審查、判斷。

  所謂客觀性,是為了確保證據的真實而進行的審查,例如對物證、書證需要審查是否為原物、原件等,對于確有不便搬運、不宜保存等情形的,應當制作足以反映原物、原件全部特征的復制品。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刑事訴訟法在2012年修改時增加規定了電子數據作為證據的類型之一,電子證據的出現讓境外證據交換變得便捷、迅速,甚至使得偵查機關在取得授權后可以進行遠程取證,但也更容易存在剪切、拼湊、篡改、添加等偽造、變造情形。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確立了電子證據的收集程序、規則,法院也據此審查電子證據的來源、完整性,以確保其客觀、真實的反應案件事實。

  所謂關聯性,是要求證據必須與案件有關聯,當單一證據無法反映完整事實時,應當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形成完整的證據體系,共同反映案件事實,證據之間應當沒有矛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規定,對于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要特別重視收集、固定買賣婦女、兒童犯罪行為交易環節中錢款的存取證明、犯罪嫌疑人的通話清單、乘坐交通工具往來有關地方的票證、被拐賣兒童的DNA鑒定結論、有關監控錄像、電子信息等客觀性證據”。

  所謂合法性,強調對證據的收集應當依照法定程序進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明確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并且設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由于不同國家之間取證程序存在差別,對境外證據的合法性審查需要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加以認定。

  三、對境外證據的庭審質證

  我國法律規定:“證據未經當庭出示、辨認、質證等法庭調查程序查證屬實,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境外證據也必須經過庭審質證。這里主要涉及兩個問題:

  一是境外證據的轉化問題。對于境外單位(含境外司法機構、政府機構和國際組織)或者個人提供的證據,境外提供者沒有特殊限定的,可以直接作為證據使用。如果境外證據提供者對證據的使用有特殊要求的,應當由偵查機關針對境外原始證據的限定條件和特殊要求,將境外原始證據的取證過程和具體內容轉化為工作說明的形式,并在庭審中質證。

  二是相關人員的出庭問題。共同作案人、警察、證人、鑒定人、翻譯人等出庭作證對于確保庭審實質化和公正審判有著重要的意義。由于不同國家的法律對作證資格、作證人員的權利、義務、知情人的豁免承諾、保護措施等所作的規定不同,跨國作證也一直是實踐中的難點。司法實踐中,法院也在逐步認可、推廣證人視頻作證的形式。網絡傳輸技術使得證人無須親臨法庭現場,免除后顧之憂,簡易、快速地完成庭審調查和質證。我們相信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化建設完全可以讓法院產生正義的方式更加高效,讓人們實現正義的途徑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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